一段尚未领取结婚证的婚前同居关系，是否属于家庭成员关系？长期的精神打压、情感操控，是否构成家庭暴力？

日前，最高检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、全国妇联副主席葛晓燕介绍，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，检察机关依据刑法、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精神，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，并将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，对受害者的保护更加立体全面。

让我们通过最高检近日发布一则典型案例，看司法实践层面如何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厘清和认定。

【案情回溯】

同居关系中的精神虐待

此案的受害者苗某，她与马某某自2021年底确立恋爱关系后，即进入稳定的同居状态，双方已见家长、有明确的结婚意愿。

然而，在长达一年的共同生活中，马某某构建了一个严密的“精神牢笼”。他以“爱”和“没有安全感”为名，实施系统性控制：禁止苗某出差阻碍其职业发展，强制其删除所有异性联系方式切断正常社交，要求事无巨细的“行踪报备”剥夺个人空间。

更致命的是，马某某长期、反复地对苗某进行无端辱骂、人格贬损和情感勒索，使其自我价值感被彻底摧毁。这种持续的精神虐待，曾两次将苗某逼至自杀边缘，但均被救回。然而，马某某并未收敛。2022年12月10日晚，因苗某与同学聚会，马某某再次通过微信进行数小时的持续辱骂，最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次日凌晨，苗某不堪忍受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【法理辨析】

两大突破织密反家暴法网

本案的办理，在法理上实现了两项关键突破，极大地拓展了法律保护的边界。

一是认定“家庭成员”——从形式要件到实质关系。

传统上，“家庭成员”容易局限于持有结婚证的夫妻、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等。本案则旗帜鲜明地指出，认定家庭成员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“共同生活的实质”。检察官在案件审查中重点核实了双方同居的稳定性、经济上的交织、社会关系的公开性以及组建家庭的合意。马某某与苗某的关系，具备了家庭特有的亲密性、稳定性、互助性和一定范围的封闭性。在这种关系中，同样会产生一方对另一方在人身、精神上的依附与控制，其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婚姻内虐待无异。

检察机关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中关于“同居等共同生活人员”参照执行的规定精神，对刑法中虐待罪的“家庭成员”作了与之衔接的合目的性扩张解释。这一认定，将法律保护的阳光照进了此前可能存在的“灰色地带”，是对社会生活多元化发展的积极司法回应。

二是认定“虐待行为”——精神摧残的刑事可罚性。

本案指导意义还在于，将无形的“软暴力”明确认定为虐待罪中的“虐待行为”。这打破了“家暴就是殴打”的普遍误解。

检察机关指出，虐待罪中的“虐待”，并不仅指物理伤害，更包括长期、反复的精神上的摧残、折磨。马某某所实施的情感操纵、孤立控制、人格贬损，其残忍程度不亚于拳脚相加，同样能系统性地破坏受害者的精神健康。

本案中，苗某因长期遭受精神虐待导致抑郁并最终自杀的严重后果，充分证明了此类行为巨大的社会危害性。通过调取的海量微信聊天记录、证人证言、就医记录等证据，检察机关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，证明了马某某的虐待行为与苗某精神崩溃、连续自杀及最终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最终，法院以虐待罪对马某某定罪量刑，宣告了精神虐待同样是犯罪，法律对此绝不姑息。